自行车往事

我清晰地记得，曾有人问我家里有几辆自行车，我认真计算之后回答是“九辆”。当我说出这个数字时稍有羞赧，但此言不虚，我计算时包括了旧车、新车和在院子一隅废弃的车。

这是在1988年之前的事儿，那时我还在读小学。那时，拥有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这“三大件”，是富足的表征。而我家在那几年之间陆续拥有了那么多自行车，让当时孩提的我都颇感讶异。

家里最老的一辆自行车，可能是我祖父骑过的一辆新华牌旧车，它大约就是后来倚在一隅的那辆废车。我祖父在我父亲下乡之后，常往返于天津城乡之间。他退休之后还曾“补差”，他当时的坐骑大抵就是这辆。

论资排辈，此后就是一辆“铁驴”。当下年轻人可能已不懂何为“铁驴”。所谓“铁驴”，即为手工攒制的自行车，主体以自来水管焊成，结实而笨拙。当年的农村，“铁驴”很普遍，它虽简陋，但有很多优势。比如，它的车身比一般自行车要长，更适合农业劳动，其功能更多的不是代步而是货运。我父亲有篇未发表的小说《老闯大叔》，说老闯少时和人打赌，以一辆“铁驴”驮走一菜窖白菜，菜窖主人不但履行诺言将白菜白送，还将女儿相许。这篇小说看似传奇，其实是有原型的。我在农村长大，见过很多农民能以一辆“铁驴”驮走千斤以上的物品。而且，有专门以“铁驴”贩运各种货物的农民，即为“驮大筐的”，他们不仅手脚有力，能将载重量极大的车扶得住、推得走、骑得稳，而且还有一手相当高超的捆扎技术，可以用一根绳子将铁驴缠绕成一辆“货车”。

我家那辆“铁驴”后衣架的尾部高高翘起，虽在乘坐的时候不便，但便于拴绳。我父亲曾经以一根绳子在车后又拴起一辆小拉车，让我们母子三人坐上小拉车，骑行数十公里，从当时的西郊到达北郊。那个情景，我记忆犹新。更早的时候，我父亲在车尾右侧挂一个铁筐，我和双胞胎弟弟对坐于筐内，如同回归母亲胎盘里的模样；而母亲在已行进着的车的左侧，小步助跑，一跃而起，轻松坐在车架之上。

这辆“铁驴”，我至今不知它的来历。在它被取代之后，它成为我们兄弟的一个古董级的玩物。我常常骑着破旧不堪的它四处游荡，而它颇不给力，不是掉链子就是倒千金——它已显得过于衰老。

取代“铁驴”成为我父亲坐骑的是一辆“28加重红旗”。所谓“28”是型号，而加重则是车的吨位量。我父亲骑这辆车时已从下乡插队的知青成为乡镇企业的厂长。因为是加重，它依然延续了承载功能。我们兄弟俩，常常一人坐在车梁之上，一人坐在后座上。坐在后面的通常是我，那时已需要我飞身上车。我采取的姿势不是侧跨，而是类似于体操运动中的跳马，双手拍车，飞身骑在后座上。我只失手过一次，因不慎将左脚别进飞转的车条，至今留有疤痕。这辆车，我父亲骑了很久。

与此同时，我家还添了一辆飞鸽牌坤车，那是母亲的坐骑，它精细、娇贵，周身锃亮，不像家里其他车那样放在过道里，而是被安置在正房卧室。“红旗”和“飞鸽”都是天津所产，当时名气不小，在全国销量很大，满街都是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中国可谓“自行车王国”，我家曾有九辆自行车即是最好的例证。当然即使那时，买车也不简单。后来我和弟弟上中学时家里给买的新车，仍是通过关系凭条所购，印象中是在海河边的张自忠路提车骑回了家。

关于自行车的旧事还有很多，简直可以车载斗量。三十多年，弹指一挥间，现在我家一辆自行车也没有——也就是写作此文时，我才想起在单位的车棚里我还有辆自行车，但多年不骑，我居然把它遗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