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“吃肉”香

“你吃饭没有？”“你吃够没有？”“你还没有吃啊？”……

今天，这些关于吃的问候，仍然是我们饭前餐后互致问候的“主语”。其缘由或来自于父辈的言传身教，或来自于亲身经历。深层原因，源于过去对食物向往的年代，人们最关心能否饱腹而形成长期的“条件反射”，延续至今成了“口头禅”。

从物质贫乏到丰盛，新中国走了70年。回溯历史，那些百姓味道，仍然是我们心中最刻骨的记忆之一，承载着一个时期的家国故事和温暖情怀。

80年代初，我所在的那个村儿，土地包产刚刚到户，肥料不足、科技落后，粮食产量很低。很多家庭的餐饭几乎都以红苕为主、米饭为辅，下饭菜也是头年冬天腌制的咸菜。因为没啥菜，饭桌基本上只有过年才派得上用场。室内光线暗，农村人家端着碗筷、坐在自家外屋门槛或街沿石上吃饭是常有的事。有时，村民在院坝边吃边走动，相互看看是不是哪家的碗里有“肥肉嘎嘎”？也有邻舍，明明自家瓦屋炊烟袅袅，吃饭时间却是关门闭户。为啥？你猜对了，人家在屋头悄悄吃“嘎嘎肉”呢。

那个岁月，听说哪家要办酒，那是最高兴不过的事了。热闹，最重要的是有肉吃！一户人家送上30斤谷子，或者推一箱米豆腐或是魔芋，或是送上2块左右的礼金，就可以携家带口吃上两顿饭的酒席了。办正酒的头天晚上叫“歇客”，远处有亲戚来过夜，就要办招待，叫办“歇客酒”。本院子一般每户去一人，如果办酒者请你家劳动力帮忙，还可带一小孩儿。

邻村二姑办正酒那天，母亲大清早告诉我，放午学后到那里吃酒席。当时读小学四年级，放学后与几个小屁娃，一溜烟跑着去赶酒席。记得同桌有一个爷爷辈的，有一个叔叔辈的，其余都是学娃儿。等上菜的间隙，我拿筷子反复敲碗，叮当响，被老爷爷一顿呵斥：“细娃儿不晓得‘哈数’，没得‘章道’，讨口子才得敲碗嘛！”我被吓着了，不敢吭声儿。接下来，那老爷爷一直是我怯怯偷瞄的对象，生怕他凶我。每上一道菜，老爷爷都要带个头：“来嘛，趁热哟。”等他先夹菜，我们才敢动筷子。一碗蒸肉上桌了，肉香撩拨着我不停吞口水。还是老爷爷先发话：“来来来。”只见他一双昏花老眼滴溜溜转动，然后瞄准了中间一片比其他肉要厚几倍的肉夹了起来。结果这片肉令他大失所望，皮厚肉少。这是一块肉切到最后时出现的厚薄不均现象，只有两个指头宽。老爷爷夹肉的筷子在半空中停留了数秒，心有不甘，想去换一片儿，又怕丢了颜面，只好作罢。一碗蒸肉10片，每桌10人，一人一片，那是农村宴席规定。胆小的我最后才夹到最下层的一片蒸肉，虽薄，但是片儿大，有手板儿宽，吃起来软糯滑嫩、满口冒油，非常过瘾儿，惹来老爷爷歪着脖子“弯”了我好几眼。

除了办酒席能吃到肉，还有就是过年了。

那些年，不晓得春夏秋冬，只盼望过年，过年要吃好几天肉。那时候的一年太长了，觉得有现在的几十年那么长。到了杀猪的月份，离过年就不远了。

寒冬腊月杀猪后，家家户户几乎都要预留多半去卖，换取必须的钱币留作开支。剩余的全部熏制腊肉，计划几个春节走人户的弯弯肉，属于自己的猪肉就不多了。

春节那些天是最快乐的日子，连着吃上好几天的猪肉呢。

那时的春节，唯一的荤菜就是猪肉，其他菜有海带、魔芋、米豆腐，新鲜蔬菜几乎没有。鸡要生蛋，牛要耕田犁地，这些家禽牲畜必须一直得活着，所以没有吃鸡肉、牛肉的概念。

到了每年7、8月份的时候，一个暑假全是石磨研磨的玉米糊，加上几粒糖精，就是全天的饮食了。偶尔吃上两回面条，算是打牙祭。有时候明明闻着肉香不见肉，那是母亲体谅父亲劳作的辛苦，把不多的腊肉放在父亲碗的底部，上面用其他粗粮食物遮盖。我们那个村子把这个方式叫作“瓮碗儿”，“瓮”就是土话“把什么东西埋在里面，不让别人看到的意思”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30多年过去了，那些“吃肉”的画面和记忆宛如昨天，串联起时光的这头和那头。我多希望，那个“凶”我的老爷爷再“凶”我一回。只是时间不再，人也不再。而我早已泪流满面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