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美好的岁月往往是痛苦的

　　央视南院食堂，有一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《时空连线》，我是主持人。

　　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：“人家说，这人还是陈虻招的？你可别让我丢人。”说完把电话挂了。

　　他骂人的这个劲儿，史努比说过——让人轻生的心都有。偏偏，他骂的都是对的。

　　他审一个人的片子，审完把对方叫过来，问人家多大岁数了。对方莫名其妙，问这干吗。他说：“看你现在改行还来不来得及。”

　　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：“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。”

　　小女生气得血上头，眼泪打转。

　　他还说：“批评你不可怕，对你失望才可怕。”

　　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，倒是对我温和点了：“你得找到欲望。”

　　“我欲望挺强的呀。”我回嘴。

　　“你关心的都是自己，你得忘掉自己。”他说。

　　“怎么才能忘掉自己？”我拧巴得很。一期节目三方连线，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三十五度、四十五度、六十度角，还要想脸上的表情、语言、化妆、衣服。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，我怎么能忘掉自己？

　　“回家问你妈、你妹，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，别当了主持人，就不是人了。”

　　我问医生朋友：“为什么我呼吸困难？”

　　他说：“情绪影响呼吸系统使呼吸频率放慢，二氧化碳在体内聚集造成的。”

　　“有什么办法吗？”

　　“嗯，深呼吸。”

　　上楼的时候，我深呼吸;下楼的时候，我深呼吸。我看着电梯工，她松松垮垮地坐着，闲来无事，瞪着墙，永远永远。我强烈地羡慕她。

　　上班时只有在洗手间，我能松垮两分钟。我尽量延长洗手的时间，一直开着龙头，一边深呼吸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失败者的味儿，再这样下去谁都会闻出来了——在动物界，你知道，只要你散发出那样的气味，几乎就意味着没有指望了，很快，很快，就会被盯上，被毫不留情地扑倒在地，同伴会四散奔逃，甚至顾不上看你一眼。

　　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，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。

　　每天给各个部委打电话联系选题。大老杨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：“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。”但居然联系成了。录节目的时候他负责拍摄，冲我一点头。我心里一暖。

　　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，下午联系，晚上录演播室，次日凌晨剪辑送审。

　　就这么熬着，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，人都走光了，没人帮我操机，我自己不会，盯着编辑机，心想，我不干了。天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，去他的，爱谁谁。

　　我在桌边坐着，恶狠狠地一直等到七点。电话通了，陈虻开口就问：“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？”我鬼使神差地说：“能。”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，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。大衣锁在机房了，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。我是临时工，没有进台证，好心的导播下楼来，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。回到家電梯没了，爬上十八楼，刚扑到床上，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，要换。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，一级一挪，再爬下去。

　　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，两个小青年，惊喜地指着我，我以为是认出了我。

　　“瘸子。”他们笑。浅青色的黎明，风把天刮净了，几颗小银星星，弯刀一样的月亮，斜钉在天上。

　　白岩松有天安慰我：“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，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。”

　　（田宇轩摘自“慢书房”微信公众号 图/网络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