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我的师傅

我的师傅叫刘爱国，可除了领工资的时候，几乎从来不用这个名字。在我拜师之前他就有个外号——刘大耳朵。他也不避讳，和别人说话，总说我刘大耳朵怎么怎么的。

我们屯在这家国营大厂的边上，大墙外就是我们生产队的高粱地，工厂的电线杆和水管从高粱地过，都遵循远亲不如近邻的古训，两家关系处得不错。我高考落榜后就到工厂当了临时工，拜刘大耳朵为师。恕徒弟不敬，直呼师傅的外号了。当时我们厂流行着三大、三小、四长、四短的说法，都是工人阶级集体智慧的结晶，其中的三大是这样的，刘爱国的耳朵张帆的嘴，赵晓梅的眼睛泛秋水。师傅的耳朵名扬全厂，但我看师傅的耳朵与常人无异。

都说师徒如父子，别人叫我师傅的外号我心里特别不舒服，就像叫我爸爸的外号一样，况且我到厂里的第一天就有工友不叫我的名字了，叫我耳朵六，大概缘于我是师傅的第六个徒弟。

师傅的技术是响当当的，听说30多岁就已经是七级工了，在这个万人大厂里可以说是凤毛麟角。

拜师的第三天我就见识了师傅的耳朵。

那天，我和师傅一起走进厂门，一辆小轿车从厂区迎面开了过来，师傅瞅了一眼，把轿车拦下来。司机摇下车窗，伸出头大声说：“好你个刘大耳朵，厂长的车你也敢拦？”师傅歪着头，耳朵贴在发动机盖子上说：“发动机的声音不对，换台车吧。”厂长打开车门，说：“能听那么准吗？”又抬手看看表说：“来不及了，市里8点半有个会，不至于十几公里都跑不了吧。”师傅让开路，轿车徐徐驶出厂门。

正如师傅所料，厂长的车是在距市政府1公里的地方被汽修厂拖走的。师傅说：“发动机就像人的心脏，我们检修工就是医生。”听了师傅的话，我对我的职业油然产生了一种敬意。

师傅有喝茶的习惯，他的搪瓷缸一次能加半暖瓶水，缸子外面干净得没有一点污渍，里面却呈黑褐色，为师傅端茶倒水是我的分内事。早晨刚接班，我双手捧着搪瓷缸送给师傅，他正仰头望着窗外动力车间的大烟囱发呆，我把缸子放在工具箱上，也朝着大烟囱的方向望去，只见有两只喜鹊在那里盘旋。师傅指了指车间里的机器说：“听出来了吗？这动静，机器出毛病了！”师傅这是眼睛在窗外，耳朵在车间里。

车间里总是机器轰鸣，在我的耳朵里，今天的噪声和昨天的没什么两样，但我还是装作仔细听的样子，摇了摇头。

师傅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水，吐出粘在牙上的茶根说：“我得找他们去。”

我知道，这机器是用外汇买的，很贵。

不一会儿，师傅气呼呼地回来了，帽子往工具箱上一摔，一屁股坐在凳子上。我说：“咋样？师傅。”

师傅说：“找班长了，班长说这是大事，他管不了，让我找段长。我又找段长，段长说，就凭耳朵听就知道机器有毛病？愿意反映就找车间主任。车间主任说停产检修是大事，要反映就找管技术的副厂长。副厂长说要是耳朵能听出机器有故障，还要厂技术处干吗？像傻小子似的被遛了一圈，啥事都没解决。”师傅呼呼生闷气，我怕他往我身上撒气，就蔫儿退了。

我忙着我的活，看见师傅像只猫一样，蹑手蹑脚地在车间的各个角落捕捉机器运行的声音，然后又像发现了猎物一样，坚定地走出车间大门。

这回师傅找的是厂长。

正如师傅的判断，机器真出故障了。两天后，设备供货方代表握着师傅满是油污的大手不松开，说着嘀里嘟噜的外国话。凭我外语三脚猫的功夫，认定他说的是英语。后来听说，他是表扬师傅呢，说师傅是人才，避免了重大事故。

高兴了，师傅会吼一嗓子京剧唱段，像模像样地唱一句“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！”他轻易不唱，但这回唱了。

师傅喜欢京剧的事不知怎么传到了市总工会王主席的耳朵里，省京剧团到市里演出，王主席就到车间，把票交到师傅的手里，别的工友很眼气，眼气也没用。

30多年过去了，厂里的民间艺术家们又总结出了新的流行语，其中的四大能人是这样说的：耳朵六、眼镜王，大个子老李胡子梁。眼镜王是师傅的第16个徒弟，大个子老李是我的徒弟，别看人家叫他老李，其实还不到30岁，小伙子精神着呢。师傅的“耳朵家族”正不断壮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