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的下酒菜

父亲一生没有别的嗜好，就爱喝点小酒，但绝不酗酒，尤其是对下酒的菜，他更不讲究，似乎只要是脊椎动物能吃的东西，都可以成为他的美酒伴侣。当然这个“美酒”，也只是心理范畴的意义而已。事实上，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所喝的酒，大多是普通的白酒，尽管他的身份在一个县城来说还不算普通：他当过好几任局长。

我从少年开始，就对父亲的下酒菜很是不屑，那不过就是些落花生豆腐干之类，如果还有牛肉干或开个罐头，那就算非常高档而奢侈的了。喝酒的环境也很简陋，通常就在自己的宿舍里，跟几个同事或朋友们，扯两把椅子就当酒桌，甚至不用筷子；酒杯也是临时凑合来的，形状和大小也不统一，有时干脆用碗；花生们随意地摆放在报纸上，就那样边吃边喝边聊。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物质生活还十分苍白，但人们的精神状态似乎却很色彩。好几次我下了晚自习回去时，就碰到父亲和他的三两个朋友在宿舍里这样简陋地喝酒，甚至还饶有兴致地拉起二胡来。我不明白为什么那时候的机关干部，很多人的家庭都是两地分居，而且还以此为荣。他们不但没有不满，反而始终是一副乐天知命、笑呵呵的样子——也许他们的某些情绪，就在这样的浅饮低唱中无形地消融了吧？因而下酒菜什么的，也就并不重要了——那时的我自然不能理解那么多那么深，只是从一个少年的虚荣心出发，觉得这样的下酒菜，对他们这些“当官的”来说，实在有些寒碜。

我人生中亲手给父亲“贡献”的下酒菜，也许就是干鱼。那时候的环境污染还几乎没有，河里的鱼儿既多且香。每到暑假，回老家下河弄鱼便是我最大的爱好和娱乐。弄到鱼后，就开膛破肚洗净，抹上盐巴，用柳条或铁丝穿起，挂在树上，或者干脆就直接放到河边的大石上面，让夏日的太阳暴晒和风吹，几天之后就变成了香脆的干鱼。鱼多，下河弄鱼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我每次徒手而去都会满载而归。这样一个夏天的积累，那干鱼的数量就非常的可观。这些干鱼或者被父亲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朋友，或者被母亲做成喷香酥脆的油炸面鱼儿，作为一道特殊的美味佳肴，给父亲下酒。看到因工作原因难得回家的父亲小口地抿着包谷酒，再有滋有味地嚼着干鱼的那个享受劲儿，我就油然升起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。我这种不用花钱就能为父亲获得下酒菜的行为，自然也得到了母亲的赞同。当然，我也会因此获得“奖赏”，那就是父亲买回的几本小人书。要知道在那个物质条件和文化生活都十分匮乏的年代，有小人书看，就是最大的快乐和享受。这种享受，也许丝毫不亚于父亲就着油炸面鱼儿，眯着眼睛，有滋有味下酒的小饮。

后来我们全家都搬进了城里。随着社会的开放和进步，物质条件都不断地改善了，但父亲酒虽然还是在喝，对下酒菜却依然不讲究。他一个人在家喝的话，只需有盘油酥花生米，甚至是几瓣生大蒜就行了。我那时也并不沾酒，家里其他人也不喝。父亲当然也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，跟同事或朋友们一起在单身宿舍喝酒了。因而他之饮酒，似乎就显得没有什么劲头儿，大多时候就是一个人闷头独饮。偶尔家中来客，若刚好碰到吃饭，他也不管别人吃了还是没吃，桌上有菜还是没菜，硬是热情万分，强拉别人坐下，同时还忙不迭地吩咐我们去拿筷子杯子，非得与之共饮几杯而后快。我那时年轻虚荣，觉得他这样做，很是有失一个局长的矜持风度，颇不以为然；尤其觉得让外人看见他身为一个局长，下酒菜竟是那么简单，也格外丢份。但现在的我，似乎理解了他一些。也许这种“过度”热情的背后，未尝不折射着他的某种寂寞？可惜那时我们这些做子女的，大都缺少一颗对老人体察的心。如果你只关心他的下酒菜而没关心他的其他，这绝对是一种失职。

父亲退休后，身体变得十分衰弱，后来被查出是帕金森氏症综合症。老人家的酒，就明显喝得很少而终至于无，下酒菜自然也就更不需说了。纵观他这一生，虽然勉强算个酒客，且略有身份，但他老人家的下酒菜，实在是摆不上桌面啊！我有时候回想起来，不免为自己汗颜，但在此前，却真的就没有那么细心体贴地去关注过他。也许我可以为自己找到一百个忙碌的借口，但为什么就没有轻声地问过他一句：爸，除了花生豆干，你还想吃点其他啥子下酒菜？

我最后一次给父亲的“下酒菜”，也不是什么海味山珍，而是一本书——当然，是我自己写的一部出版不久、入围了四川文学奖的长篇小说。我把它和酒杯郑重地放到父亲的面前，但我不知道，老人家是否还能够品味到这份特殊的“贡献”？因为这时的他，已经化为一抔骨灰，静静地躺在公墓里面了。

父亲是在那年夏天去世的，那时我不在老家，尚在成都厮混。据母亲讲，父亲走得很平静，事先毫无征兆。早上还吃了一口母亲下的面条，之后就忽然不行了。母亲后来对我们这样感慨道：尽管你们的爸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，但他也没拖累到你们啊，他是说走就走了！

我留下了父亲的酒杯。杯中虽空无一物，但我却分明感受到它的份量。因为，它盛满了一个别无所求的、简单干净的灵魂。